时隔9个月，美联储重启降息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月17日宣布，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到4.00%至4.25%之间。
随着美联储重启降息，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外部掣肘减弱。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拓宽，自主性也有望进一步增强。
分析人士认为，“以我为主”的货币政策操作将更加从容。兼顾“内部与外部”“稳增长与防风险”的平衡，我国货币政策将坚持支持性的立场，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。预计年内降准降息仍有可能，但考虑到银行息差承压等内部约束，降准或将优于降息。
空间拓宽：
货币政策的外部约束减轻
“美联储降息，意味着外部因素对我国实施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’的掣肘弱化，未来货币政策依然坚持‘以我为主’。”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往往会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外溢性影响。
“回顾看，由于经济周期存在错位，2017年以来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并不完全同步。”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，美联储开启再度降息后，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将进一步对齐。这将在拓宽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的同时，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自主性。
分析人士认为，我国货币政策施策将由此“松解”一些外部约束。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，美联储开启降息，美债收益率下行，美元承压，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减轻，货币政策的外部约束逐渐减轻、政策空间逐步打开。
美联储降息“靴子”落地前后，美元指数跌破97“关口”，最低下探至96.2179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7.1056。
“在利差变化和美元指数走弱的背景下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有望升值。”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溟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，近期，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，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，更多境外资金流入配置人民币资产，带动结汇需求增加并推动人民币升值。这些因素也有利于我国金融条件边际放松和政策传导环境改善。
而且，美联储年底前还可能继续降息。“中美利差压力和人民币汇率压力有望继续减轻，为中国货币政策带来更宽松的外部环境，我国货币政策调整空间将更大。”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称，下一阶段，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坚持“以我为主”，兼顾内外平衡，继续落实落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降准降息都有较大可能和一定空间，并且降准优于降息。
内部掣肘：
息差压力制约降息空间
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，往往需要兼顾内外平衡。美联储开启新一轮降息后，相较于汇率等外部约束，银行息差承压等内部因素，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潜在“掣肘”更大，可能影响进一步降息的空间。
王青认为，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的内部约束可能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保留必要的政策空间；二是保持合理净息差，维护银行业经营稳健性和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性；三是避免“大水漫灌”，防止金融资源流向低效“旧动能”领域。
二季度，商业银行净息差再度下探至1.42%的新低。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曹婧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机构，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环节。当前银行净息差明显收窄，会制约降息空间。此外，宏观杠杆率持续被动上升，货币政策适度宽松需把握好宏观杠杆率上升的“度”，避免积累金融风险。
“降准优于降息的操作思路，更容易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。”庞溟认为，在社会有效需求承压的阶段，居民与企业对利率的弹性相对偏低，单纯降息对消费与投资拉动效应也有限，需更多依靠结构性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提高乘数效应。
庞溟判断，尽管外部环境更宽松，预计中国的货币政策仍将围绕“稳增长与防风险”的目标，坚持“以我为主”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，择机运用数量型与结构型工具，避免一次性、大幅度的全面降息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净息差压力和资产泡沫风险。
展望未来：
降准降息仍具备空间和可能
“今年以来，中国人民银行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，通过‘降准+降息+公开市场操作’的组合，有效支持了经济企稳回升，稳定了金融市场运行。”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。
分析人士认为，展望未来，考虑到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仍面临困难挑战，降准降息依然具备空间和可能。
“从内部环境看，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。”罗志恒在研究报告中建议，宏观政策应持续加码发力，提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需求。
曹婧判断，三季度宏观经济金融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减弱，货币政策有望再度降准降息，重启央行国债买卖，支持实体经济融资和财政积极扩张。
关于降准，董希淼表示，今年5月降准后，我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6.2%，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处于较高水平。预计三四季度，中国人民银行可能降准0.25到0.5个百分点，适时向市场投放长期流动性，进一步优化流动性期限结构。
关于降息，熊园认为，当前经济发展仍面临挑战，表明政策“适时加力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升，四季度降息的可能性也在提升。基本面相关指标的走势是决定降息节奏和幅度的关键变量。
政策协同方面，庞溟预计，财政货币政策有望进一步加强协同，更好统筹安排政府债券发行管理、央行国债买卖操作及完善离岸人民币国债发行机制等，在“四稳”目标下形成更密切的配合。
分析人士表示，考虑到我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，居民杠杆率较高，信贷需求放缓，货币政策重点要在优化结构方面下功夫。未来结构引导的重点在于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优势，激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。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以继续发挥牵引带动作用，增强金融机构支持重点领域的能力和意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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